Escape before it’s too late

從今年五月離職以來，我過著一個表面上在工作實際上在猶疑的生活。而今年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旭雲小妹妹的到來。三月二十八日她來了，然後我們開啟了一段奇妙的生活。日常最重要的事不外乎她的好吃好睡；最滿足的片段就是看著她拍手和笑。而當她安睡後，看著那張平靜的小臉，我的思緒開始在腦海中盪來盪去。我想著關於：什麼是重要的，人為什麼要上學，究竟要往哪裡去諸如此類不能簡而言之的問題。

先從人為什麼要上學開始吧。約莫九月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封以前學生的訊息，希望我給她寫封推薦信，我表示自己已經離職了，不是很適合作為她的推薦人，但她的態度頗堅定，也不斷強調自己想要學習的意願，最後沒辦法，基於我對於『老師不能拒絕學生學習』的信念，答應跟她每周視訊五十分鐘，跟她討論各種問題。其中我的重點問題有兩個：學校是什麼？而人為什麼需要學習？這幾年教書的過程中讓我對這兩件事耿耿於懷，我發覺自己的理念似乎跟主流有極大的差距，所以希望藉由個別對談來實現我對美好世界的想像。然而與她的對話又再一次讓我感到現實阻力的巨大，答案是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不能說她說錯了，但也很難讓人滿意。

所以學校是什麼？今年我又重複了一次去年找工作的行程，書寫文件，投遞自我介紹，四處找尋機會，乍看起來是的確是天衣無縫，無可厚非。寫的文件美輪美奐，我都戲稱為作文比賽，寫著寫著我不禁想到，每個人的檔案勢必都是如此吧？但假如真是如此，人人都如自己宣稱般的天縱英明，天下無敵，這世界上究竟有什麼做不出的問題？到底有什麼教不來的學生？答案很明顯，作文比賽終究是作文比賽，與事實不符。但似乎沒有人在意，繼續在句子和文辭間斟酌打磨，深怕哪個字會忤逆誰的心意，在成為老師的過程都已經如此窩囊，我很難想像變成真正的老師後會是怎麼樣的需要妥協退讓。有個朋友去年開始執教，今年來看旭雲小妹妹的時候談到分數膨脹（A inflation，類比於通貨膨脹），她說沒辦法啊，系上的風氣是這樣，反正多給一個A少給一個A對老師又不怎麼樣，那就通通是A吧。沒辦法啊。

把找工作的事聯結回跟學生談話的事，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兩件事是硬幣的兩面。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不太清楚學校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學習，我甚至懷疑大部分的人不曾有過這樣的困擾，上學為了拿學位，拿學位好工作，我的學生很誠實這麼跟我說。大部分人會這麼想也沒有辦法，現實指引了他們方向，他們可以很輕易地用身不由己來替自己辯白。再仔細想想我發現現在的教育體系－－乃至於各種體系－－多半由好學生所把持，好學生可以簡單地理解成求學階段處於優勢的一方，他們擅長在現有的教育體系裡取得優等，國高中時他們懂得念書考試，大學研究所時懂得與老師交往書寫論文，不管哪個階段他們都懂得如何達成分數的目標，無論是具體的成績或是抽象的計點，好學生總是可以像迷你豬找松露般的精準命中，以至於進入體系後還是以累積的分數作為評判人的標準，如果不能在每個階段滿足該階段的要求就是不合格，就是劣等。結論是不太有人想為什麼要有學校，為什麼要學習，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要在競爭中勝出，要學會無論用哪種評判方式都要技巧性的壓倒敵手。至於得到了什麼，維護了什麼價值，都屬於可以忽略的部分。

什麼是重要的？柯P在競選的時候說：什麼是對的你難道不知道嗎？（聽說他最近黑掉了。）我很同意他的觀點，很多時候甚麼是重要的很明顯，但因為假設條件繁雜才讓人失去了焦點。如果明天就不在了，二十四小時內要多寫一篇論文，還是要好好地配寶寶過一個下午？對我來說答案很明顯，如果那個問題不是非回答不可，如果不解出來會死不瞑目，多一篇少一篇又會如何呢？妻的回覆也很誠實：但大部分的時候你明天不會就死掉了啊。所以也就日復一日沒有陪寶寶，而說好的論文因為長期的疲累最後也只能馬馬虎虎得過且過。大部分的結局是連一件事都沒做好。阿嬤九月來看旭雲小妹妹，有一天去散步的途上她說：你對三萬六千天有概念嗎？我說不太有，她又問，三萬六千天不大多吧？是不大多，我回答，她接著說：如果人可以活一百歲，那差不多就是三萬六千個日子。真是可怕的計算，舉例來說，我一不小心就花了一百天寫作文，而迄今一無所得，既沒有擴大知識的邊界，也沒有提出了不起的計畫；另一方面來說，因為被文章纏身，好好地陪寶寶的時間零零總總加起來可能沒有十天。前幾天寶寶又吐了，應該是學校環境不佳又被同學傳染病毒了，於是我毅然決然跟她娘親說，我們在家帶她吧，什麼是重要的，對我來說此刻很清楚。

另一個題外話是：知識是累積而成的嗎？雖然大部分的人認為是，但我認為不是。知識的增加和突破點的產生都是不可預期的，回顧歷史，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其他因素的配合也很重要，有一個說法叫做研究命。什麼叫研究命？簡單的說就是無災無難到公卿，運氣和機遇的配合讓人可以心無旁鶩的專注在某個問題上。如果生命中有太多的衝突和掙扎，那麼有的是藝術命而不是研究命，文章憎命達，太平順的經歷無法鍛鍊靈魂，而藝術需要的正是靈魂因掙扎而發出的光。另一個角度來說，現代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總認為很多事非自己不可，因為是自己的關係才能證明什麼猜想，做成什麼大事，然而宏觀來看，應該說是歷史選擇了人，而不是人創造了歷史。

究竟要往哪裡去？《與安德烈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e）》一直是我很喜歡的電影，沒什麼劇情，就是兩個人吃了一頓飯，談了很長很長的一段話，（大約111分鐘），從頭到尾就是說話說話說話，而有意思的正是對話的內容。其中有一段是這樣：

ANDRÉ: . . . And when I met him at Findhorn he said to me, “Where are you from?” And I said, “New York.” And he said, “Ah, New York, ye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Do you know a lot of New Yorkers who keep tal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they want to leave, but never do?” And I said, “Oh, yes.” And he said, “Why do you think they don’t leave?” And I gave him different banal theories. And he said, “Oh, I don’t think it’s that way at all.” He said, “I think that New York is the new model for the new concentration camp, where the camp has been built by the inmates themselves, and the inmates are the guards, and they have this pride in this thing that they’ve built—they’ve built their own prison—and so they exist in a state of schizophrenia where they are both guards and prisoners. And as a result they no longer have—having been lobotomized—the capacity to leave the prison they’ve made or even to see it as a prison.” And then he went into his pocket, and he took out a seed for a tree, and he said, “This is a pine tree.” And he put it in my hand. And he said, “Escape before it’s too late.

大意是我們正在建造自己的牢籠，並把桎梏視為驕傲。最後一句是：趁一切還沒太遲前快走。植物學家放了一顆種子在安德烈手上，我認為種子暗示著希望，要他帶著希望出走。然而在下一段卻又說：

Get out of here! Of course, the problem is where to go, 'cause it seem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You see, I think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nineteen-sixties represented the last burst of the human being before he was extinguished. And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t of the future now, and that from now on there'll simply be all these robots walking around, feeling nothing, thinking nothing. And there'll be nobody left almost to remind them that there once was a species called a human being, with feelings and thoughts. And that history and memory are right now being erased, and soon nobody will really remember that life existed on the planet!

在一個下著大雪酷寒的晚上，我不猶得想起他們的對話：四周遊走的都是機器人，沒有感知，沒有思想，有一天歷史會被抹去，而沒有人會記得地球上曾經存在著生命。然後我問自己，到底是誰把我們便成了機器人？好學生？政府？還是我們，每一個置身於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停止了思考？我認為從前的科學家，哲學家，都是為了尋找救贖而從事各種心靈活動，他們的思想正是為了對抗嚴酷的生活，不是為了得一個諾貝爾獎，賺一個億，而是讓自己的心有地方安置。我查了一下著名哲學家在Wiki上的條目，得到很有趣的訊息：

尼采：在徹底切斷他與叔本華的哲學聯繫、以及與華格納的友誼後，尼采的朋友所剩無幾。他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風格之獨特使他更被當時的主流所疏離，著作的賣出量也少得可憐。

維根斯坦：1947年，堅信「哲學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的維根斯坦從劍橋辭職，以專心思考、寫作。

然而這個年頭，有誰會願意追尋自己的意志而放棄優渥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我想多得是寧可多生產一篇所謂好期刊上的論文去掙一點好處，也不願花一點時間與學生相處，或是思考教育的本質。或是再退一步，僅僅是執行思考這個動作。

沒辦法啊。真得是那麼沒辦法嗎？我認為『沒辦法』三字正正是我們逐步變成機器人的關鍵。這三字訣簡單好用，既不用負責任，也不用起身去幹點什麼，反正都是沒辦法。例如說環保好了，有一次去參加了一個關於環保的紀錄片放映，片子放完後人們很熱烈地討論關於環保的議題，然而桌上放的免洗餐盤，人們手上喝的是紙杯，『沒辦法啊，人手有限。』我可以想見這樣的結論。回到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對的你難道不知道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沒辦法啊，所以一切就歸了零。於是等到這些嘴裡講著沒辦法的人到了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他們仍舊認為自己沒辦法，然後事情就真得變成了沒辦法，有辦法的人都沒了辦法，要如何教更沒辦法的人有辦法呢？杜甫在《秋興八首》中說：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遠流的註提到：這兩句表示對享富貴的少年時的同學的鄙視......『自』甚有深意。我非常同意。不賤的人只在意好的衣服漂亮的馬，社會當然好不起來，其他人自然好不起來。

我認為有感覺有想法的人是無法在現代生活的。生活已經被規範，被既定原則壓縮到了很緊緻，很有限的形狀，任何與之不相符的東西都很難融入。我問學生說，人為什麼要工作？她能想到的答案僅僅是過一個比別人更好的生活，能夠假日出出國，逛逛街敗一點名牌包兒什麼的。事實上她覺得我的問題很奇怪，人為什麼上學？為什麼要工作？大家不都這樣嗎？有什麼不對嗎？然而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指出：理想上，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勞動，應該追求別的價值。因此人為什麼要工作並不是一個虛設沒有根據的問題，事實上我認為這個問題大有必要，是每一個勞動者心中必有的疑惑。但是，如果抱著這種疑惑只會將自己陷入更難的境地。因為一切以價格為度量的年代並不允許這樣的思想存在，就像村上先生在《國境之南》中說的：

在我裡面中間性的東西不存在，在中間性東西不存在的地方，中間也不存在。

在這個沒有中間性東西－－如感情如思想－－的年頭裡，徬徨、可能等這類中間地帶也並不存在。